1.0Governing Scientific Accountability in Chinahttps://research.kent.ac.uk/gsaGoverning Scientific Accountability in Chinahttps://research.kent.ac.uk/gsarich600338<blockquote class="wp-embedded-content" data-secret="HlnlArAP8Q"><a href="https://research.kent.ac.uk/gsa/2018/04/10/lecture-4/">Lecture 4</a></blockquote><iframe sandbox="allow-scripts" security="restricted" src="https://research.kent.ac.uk/gsa/2018/04/10/lecture-4/embed/#?secret=HlnlArAP8Q" width="600" height="338" title="“Lecture 4” — Governing Scientific Accountability in China" data-secret="HlnlArAP8Q" frameborder="0" marginwidth="0" marginheight="0" scrolling="no" class="wp-embedded-content"></iframe><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 <![CDATA[ */ /*! This file is auto-generated */ !function(d,l){"use strict";l.querySelector&&d.addEventListener&&"undefined"!=typeof URL&&(d.wp=d.wp||{},d.wp.receiveEmbedMessage||(d.wp.receiveEmbedMessage=function(e){var t=e.data;if((t||t.secret||t.message||t.value)&&!/[^a-zA-Z0-9]/.test(t.secret)){for(var s,r,n,a=l.querySelectorAll('iframe[data-secret="'+t.secret+'"]'),o=l.querySelectorAll('blockquote[data-secret="'+t.secret+'"]'),c=new RegExp("^https?:$","i"),i=0;i<o.length;i++)o[i].style.display="none";for(i=0;i<a.length;i++)s=a[i],e.source===s.contentWindow&&(s.removeAttribute("style"),"height"===t.message?(1e3<(r=parseInt(t.value,10))?r=1e3:~~r<200&&(r=200),s.height=r):"link"===t.message&&(r=new URL(s.getAttribute("src")),n=new URL(t.value),c.test(n.protocol))&&n.host===r.host&&l.activeElement===s&&(d.top.location.href=t.value))}},d.addEventListener("message",d.wp.receiveEmbedMessage,!1),l.addEventListener("DOMContentLoaded",function(){for(var e,t,s=l.querySelectorAll("iframe.wp-embedded-content"),r=0;r<s.length;r++)(t=(e=s[r]).getAttribute("data-secret"))||(t=Math.random().toString(36).substring(2,12),e.src+="#?secret="+t,e.setAttribute("data-secret",t)),e.contentWindow.postMessage({message:"ready",secret:t},"*")},!1)))}(window,document); //# sourceURL=https://research.kent.ac.uk/gsa/wp-includes/js/wp-embed.min.js /* ]]> */ </script> https://research.kent.ac.uk/gsa/wp-content/uploads/sites/2263/2019/05/PPT-Lecture-4.001.jpeg500281  ESRC项目生物科技的公众参与中文教学模块   第四课 讲义 （试用稿）   Instructions讲义使用说明： 请参照对应ppt阅读以下文字。标题数字指代对应ppt文件中相应幻灯片顺序。讲义由两部分组成：目前所示为课程核心内容，我们还相应编写了为教师提供的扩展资料及更详细的教学思路解析，您若感兴趣，欢迎通过电子邮件和EMR负责人，英国肯特大学的张悦悦教授联系索取：y.zhang-203@kent.ac.uk） Main Text讲义正文 1. 第四课 生物科技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国际经验 – 上一课我们介绍了公众参与有哪些途径、方法，以及如何设计一项公众参与活动，需要考虑哪些方面的因素。其间已经介绍了一些国内国外的公众参与活动，比如科学咖啡馆、英国的市民陪审团。本节课将更为详细地介绍国外的一些公众参与活动。 – 有的同学可能会说：“知道国外的经验有什么用呢？外国的经验未必适用于中国国情啊。” 有这种想法的同学都挺爱动脑子的，因为确实不能简单的移花接木，而需要因地制宜，但与此同时，从自然科学这个行业看去，公众参与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科研群体来说都不是一件信手拈来的简单事，大家都走过一段弯路，而且所面对公众的质疑有时候是很相似的。 – 所以这节课我们会讨论两类例子，第一类是来自丹麦和英国的经典案例，主要告诉大家，欧洲国家在公众参与这块是怎么从无到有，建立起一个新社会规范的——在讨论这两个例子的时候，我们希望大家不仅仅是关注这两个案例具体讨论了什么，而是留心公众沟通的渠道是怎么一步步建成的。 – 另外一类例子是为了扩展大家的思维的，即除了写个通俗易懂的文章或者拍个迷你纪录片，还有什么新鲜的可以又“寓教于乐”又能和公众“互通有无”的方法。 2. 丹麦：共识会议 – 提起欧洲的科学技术的公众参与活动，人们首先就会想起丹麦国会技术委员会（Dannish Board of Technology，DBT）组织的共识会议（consensus conference），这已经成为公众参与的业界典范。 – 共识会议指的是由决策者组织专家和公众代表进行讨论，让普通公众在掌握相关知识和信息的基础上，对科技发展决策提出观点、意见和建议，形成共识作为决策的参考。 – 但是，无论是学术界和是欧洲的科技政策圈，对丹麦共识会议的实际效果和社会影响，还是有不少争议的。有人认为，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共识会议体现了协商民主的精神并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是很成功的。也有人认为，共识会议的结果并没有对科技政策和相关管理制度的建立产生具体的影响，在媒体和普通民众当中的反响也不大，并不算成功。那么，丹麦的共识会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3. 丹麦的政治和文化背景 – 要想知道“共识会议”这种制度为什么会在丹麦出现，就要先看看丹麦的社会背景和政治文化传统。丹麦自19世纪中期以来就形成了特殊的“人民的启蒙（peoples’enlightenment）”的传统。这一传统的精髓就是通过让人民接受高水平的通识教育获得一种参与“公共生活（public life）”的能力，形成一种“公开讨论（open debate）”的文化。这一传统延续到当代丹麦的政治文化中，假定普通公民一般都有能力参与复杂的政治决策。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公众参与是丹麦政治文化中自发生长出来的。 – 为了让公民有相应的知识、信息和能力来参与公共议题的讨论，丹麦政府资助了一系列的活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核能问题引发社会讨论时, 政府为公共的宣传活动提供资金, 还资助了非政府组织, 如工会、合作社和环境组织的宣传运动。到了八十年代，新生物技术兴起之时，也延续了这一传统。 – 1985年，丹麦国会成立了技术委员会（DBT），在关于科技议题的公共讨论中作为专家、政府官员和公众三方的协调者。有了这一委员会，以前民间自发组织的（虽然有政府资助）的公共讨论就有了自下而上往政府决策部门传递意见和信息的正规渠道。DBT在丹麦的科技政策体系中发挥着双重作用，一方面激发公众对科技议题的了解和讨论，另一方面把公众在讨论基础上形成的意见传达给政府部门。 – 为了实现这两重目标，丹麦技术委员会尝试开发了多种方式来推行公众参与。“共识会议”这种方式正是其中最著名的一种方法。 4. 共识会议的组织架构 – 丹麦技术委员会组织的共识会议的基本组织架构如图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