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Governing Scientific Accountability in Chinahttps://research.kent.ac.uk/gsaGoverning Scientific Accountability in Chinahttps://research.kent.ac.uk/gsarich600338<blockquote class="wp-embedded-content" data-secret="vh5v9kOTcR"><a href="https://research.kent.ac.uk/gsa/2018/04/10/lecture-3/">Lecture 3</a></blockquote><iframe sandbox="allow-scripts" security="restricted" src="https://research.kent.ac.uk/gsa/2018/04/10/lecture-3/embed/#?secret=vh5v9kOTcR" width="600" height="338" title="“Lecture 3” — Governing Scientific Accountability in China" data-secret="vh5v9kOTcR" frameborder="0" marginwidth="0" marginheight="0" scrolling="no" class="wp-embedded-content"></iframe><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 <![CDATA[ */ /*! This file is auto-generated */ !function(d,l){"use strict";l.querySelector&&d.addEventListener&&"undefined"!=typeof URL&&(d.wp=d.wp||{},d.wp.receiveEmbedMessage||(d.wp.receiveEmbedMessage=function(e){var t=e.data;if((t||t.secret||t.message||t.value)&&!/[^a-zA-Z0-9]/.test(t.secret)){for(var s,r,n,a=l.querySelectorAll('iframe[data-secret="'+t.secret+'"]'),o=l.querySelectorAll('blockquote[data-secret="'+t.secret+'"]'),c=new RegExp("^https?:$","i"),i=0;i<o.length;i++)o[i].style.display="none";for(i=0;i<a.length;i++)s=a[i],e.source===s.contentWindow&&(s.removeAttribute("style"),"height"===t.message?(1e3<(r=parseInt(t.value,10))?r=1e3:~~r<200&&(r=200),s.height=r):"link"===t.message&&(r=new URL(s.getAttribute("src")),n=new URL(t.value),c.test(n.protocol))&&n.host===r.host&&l.activeElement===s&&(d.top.location.href=t.value))}},d.addEventListener("message",d.wp.receiveEmbedMessage,!1),l.addEventListener("DOMContentLoaded",function(){for(var e,t,s=l.querySelectorAll("iframe.wp-embedded-content"),r=0;r<s.length;r++)(t=(e=s[r]).getAttribute("data-secret"))||(t=Math.random().toString(36).substring(2,12),e.src+="#?secret="+t,e.setAttribute("data-secret",t)),e.contentWindow.postMessage({message:"ready",secret:t},"*")},!1)))}(window,document); //# sourceURL=https://research.kent.ac.uk/gsa/wp-includes/js/wp-embed.min.js /* ]]> */ </script> https://research.kent.ac.uk/gsa/wp-content/uploads/sites/2263/2019/05/PPT-Lecture-3.001.jpeg500281  ESRC项目生物科技的公众参与中文教学模块   第三节课 讲义 （试用稿）   Instructions讲义使用说明： 请参照对应ppt阅读以下文字。标题数字指代对应ppt文件中相应幻灯片顺序。讲义由两部分组成：目前所示为课程核心内容，我们还相应编写了为教师提供的扩展资料及更详细的教学思路解析，您若感兴趣，欢迎通过电子邮件和EMR负责人，英国肯特大学的张悦悦教授联系索取：y.zhang-203@kent.ac.uk） Main Text讲义正文 1. 第三课公众参与的途径、方法与设计 课前5分钟的小练习，请对下面这个问题自由发表看法： 通过前两次课我们已经知道和公众沟通、双向交流在当今对科学发展很重要，也是国际科研界的趋势，在大家印象里，在国内目前如果想做公众参与可以有哪些途径呢？ 猜测大家可能会提到的途径会主要涉及传统科普渠道：比如给报纸写文章、参与电视和广播的节目、微信公众号、播客、知乎问答、科普周、拍摄纪录片、网络直播、给中小学或社区上课、开座谈会、科普摄影展、科协活动等。其实在知识传播已经突破传统模式的今天，传统的科普其实也掺杂着很多互动元素（比如知乎等社交媒体是有问有答有评论甚至有反驳），而且很多科普的成功度依赖于能够使对方感兴趣，能够使对方参与进来（——这对于一些需要“行为改变”或“习惯／偏好改变”的项目尤为重要，比如社区垃圾分类处理，再比如改变某人群的饮食习惯、喂养习惯——多吃蔬菜等，未必一定是转基因。当然，接纳很多新科技产品的过程本身就是行为改变的过程。） 另外，国内现在越来越多的“听证会”其实也是公众参与的一个新途径。 2. 参与途径 – 根据同学们所提到的（以及没有提到的），大致公众参与的途径可以归为三类：项目、平台、媒体。 – 项目一般是“一个主题、一场活动”，但也有同一个主题举办多场活动的，比如我们下面将要提到的转基因大米品尝会，持续几年，在全国各地举办了多次。项目和平台以及媒体的区别在于“临时性”：没有固定的场所，组织者是为了这一个项目临时聚集起来的，办完之后就解散。 – 平台是由某一机构运营或提供稳定支持的渠道，如论坛、沙龙、网站等等，可以长期开展不同主题的活动。但最近二三十年，不仅在国际上，在国内也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这些“平台”是由谁来搭建的：以前的平台，尤其在中国，可能主要依靠政府或高教部门（科协、科技馆、地方政府、大学）资助承担，但现在这些平台的搭建不仅私有化，而且可以是众筹出来的，很多是草根化的。 – 媒体则是指社会上已经存在的综合性的传播平台，比如电视台、报纸、网站等即成的专业媒体渠道。 – 这三类途径并不是严格的相互区分，只是为了告诉大家，和公众互动的渠道和切入点很多，既可以是专项的活动，也可以根据现有的传播渠道、公众舆论而进行相应的互动。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参与”这个概念是双向的，让公众能在交流过程中也有主动性，这里自然也包括我们科研工作者能主动去融入和了解社会生活。 3. 公众参与途径－1：项目 – 大家可以想象，通过项目邀请公众对某个科技问题的思考和表态是一种相对好控制的方法，因为它是一个相对自成体系的交流方式，需要项目组织人事先有明确和周详的计划，而且往往组织者和公众的思想交流是发生在某个预先设定的空间和某个特定的时间段，包括参与人群可能也是有预先筛选或针对特定目标人群的。 – 举两个例子 ： – 右图是一个国外的例子：1981年——美国和苏联处于冷战状态，进行着比拼核弹头数量的军备竞赛——一位名叫Barbara Donarchy的美国艺术家在欧洲旅游时，遇上了人们对建造武器的抗议，于是开始构思如何以形象的方式来向世人展现核武器工厂的规模。她想要用一种人们熟悉的、平静的、接地气的方式来表现远离日常生活的、高科技的核武器，用美丽的外观来吸引人们关注这些危险、可怕的东西。她策划一个名为“琥珀色波浪”的艺术展。她召集了70多人创造了31500个陶瓷锥体, 这代表了当时（冷战时期）美国兵工厂的核弹头总数, 还有微型陶瓷轰炸机、潜艇和导弹, 以代表三种战略核武器运载系统。展览在美国15个城市和德国柏林展出，吸引了数千名参观者。1985年的一位参观者说“这（指核竞赛）显然是疯狂的、不可饶恕的。（This makes the obviously insane unforgivable.）”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几点，首先，有针对性的策划公共项目常常能非常有力并有效地传达信息，第二点，也是后面会讲到的，即科技信息的沟通未必一定依赖于文字，和演讲，我们应该开动脑际挖掘多种媒介形式。 – 另一个例子是国内的，即左图显示的“科学之宴——转基因食品品尝会”。这个事情的背景是我国在转基因大米的研发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科研经费，并且获得了成果，华中农业大学研发的抗虫害转基因水稻在2009年就已经获得了农业部颁发的安全证书，但一直未能商业化种植，人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其中的原因，既有监管审批流程的不完善，也有媒体的负面报道，还有公众从食品安全和环境风险角度的种种质疑和反对声。 – 为了回应人们在食品安全方面的质疑，“挺转派”就以“身体力行”的方式，从2011 年5 月到2015 年10 月4 […]